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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家庭继父性侵继女案件呈现六大特点暴露三方面问题

2018年4月13日  庐江律师   http://www.jjgzmls.cn/
2013年以来,平谷区检察院共受理继父性侵继女案件3件3人,均发生自重组家庭。此类犯罪不仅严重侵害被害人的身心健康,而且严重违背基本社会伦理道德,社会危害性大、社会影响恶劣,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案件特点
(一)受害女童低龄化,认知、辨别、防护能力低。3起案件中,有2名受害女童初次被性侵时年龄均为10岁,另1人仅有7岁。由于年龄偏低导致的性安全、性防护意识缺失,受害女童在初次遭受性侵时虽有不适感并本能抗拒,但不知也不能进行坚决、有效的反抗,在受害后出于羞耻心或其他原因,未报案或告知他人,致使多次受害。
(二)犯罪嫌疑人文化程度不高但年富力强,为所在重组家庭的经济支柱。3名犯罪嫌疑人中2人为小学文化、1人为初中文化,受教育水平偏低,文化素质不高。3名嫌疑人初次实施性侵继女行为时年龄都介于39-43周岁之间,其中2人在城区务工,1人在本地务农且为村护林员,3人均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是所在重组家庭的重要经济支柱。如张某甲强奸一案,张某甲在市区某品牌汽车4S店就职,是照顾妻小、抚养老人等家庭经济责任的主要承担者。
(三)作案手段呈现轻暴力或非暴力性特征,以哄骗、利诱为主。3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均是利用继父女的家庭亲属关系和长期共同生活的条件,主要采取给零花钱、买零食的手段诱骗、哄骗被害人,然后对其猥亵或强奸。部分嫌疑人在实施性侵行为时因遭遇被害人反抗而采取如扒衣裤、搂抱肩膀等手段,但暴力程度较为轻微,没有出现过殴打等重暴力行为,与常见性侵犯罪存在显著区别。
(四)罪行隐蔽性强、潜伏期长,性侵行为次数多、频度高。3起案件中,从初次实施性侵行为到最后一次行为后案发的罪行潜伏期最短为1年半,最长达7年。如张某乙强奸一案,张某乙在长期性侵被害人达7年后,为达到继续控制被害人的目的,在路口张贴被害人裸照,以致被害人不堪受辱而报警。3起案件均因罪行持续时间长而致女童多次、频繁受害,嫌疑人、被害人甚至均不能证实具体的性侵次数。受害女童缺乏保护意识和防护力、性侵行为易于实施而不易防范、其他监护人疏于监护或无能力监护,是导致此类案件呈现上述特征的主因。如王某某强奸、猥亵儿童一案,王某某与被害人及被害人的生母三人长期居住在一间房内,近三年里王某某在夜间趁被害人睡觉时多次实施猥亵、强奸行为,被害人生母因智力残疾而不具备监护能力,致王某某屡屡得逞。
(五)侦查取证、司法处断难度大。3起案件中,有罪证据主要是被害人陈述和嫌疑人有罪供述,缺少有价值的客观证据,2名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翻供,口供稳定性较差。因发案时间滞后且嫌疑人与被害人为共同生活关系,相关物证大多灭失或无法证明犯罪事实,给案件侦破、取证、指控带来较大难度。如张某乙强奸案中,张某乙在侦查前期曾作有罪供述,但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庭审阶段全盘翻供并提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平谷区检察院承办人调取、审查并在庭审时出示了全程录音录像等证据以证实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并多方核实、固定相关言辞证据,终获法院有罪判决。
(六)案件危害大、量刑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涉访风险较高。3起案件均已获法院有罪判决,量刑从7年至9年不等。在平谷区检察院办案中发现,此类犯罪给被害人成长发育和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受害女童不同程度地出现耻辱、愤恨、自责、敏感等情绪,个别女童流露出压抑、自卑、自闭、行为退缩的负面情绪。同时,由于此类案件严重挑战社会道德伦理底线,往往在案发村域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要求严惩的群众呼声高,存在社会矛盾激化和涉访涉诉的风险。
二、暴露出的问题
(一)案发地区文化水平偏低,法制意识淡薄,性教育缺失。
一是案发地多处偏远农村或山区,经济条件落后,犯罪嫌疑人受教育水平低,文化生活单调,自控能力差,漠视法纪与社会道德秩序,对自己的行为性质与后果认识模糊,意识到自己“犯了错”,但对行为违法犯罪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如王某某强奸、猥亵儿童一案,王某某在性侵被害人后致其离家出走,王某某竟主动报警要求协助找寻,对自己的罪行性质茫然无知。
二是受害女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差,性安全和性防护知识匮乏。在偏远农村地区“谈性色变”、视性为洪水猛兽的现象依然存在,性知识普及程度低,性教育水平滞后,未成年人普遍对什么是性侵行为、如何防范性侵行为的认识存在盲区,性教育课程在中小学正规教育体制中形同虚设。
三是个别受害女童的亲属缺乏法制观念,认为“丑事”不可张扬,不仅没有寻求法律保护的意识,甚至不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取证,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犯罪。
(二)重组家庭存在不稳定因素,未成年子女缺少监护与关爱。近年来重组家庭占社会家庭比重不断升高,对未成年子女而言,虽然家庭结构重新归于完整,但相对复杂的家庭人际关系往往会对其人生观、价值观和性格的形成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一旦重组后的家庭缺少亲情氛围,家庭成员之间疏于有效的沟通交流,父母在思想品行和性格塑造方面缺少正确的引导与教育,未成年子女常表现出冷漠、不自信、不善表达、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个性特质,极易引发心理问题。另一方面,继父、继女之间既无血缘关系又缺少感情基础,且因继父在家庭经济状况上处于优势地位,女童往往对继父有畏惧心理,对继父偶尔施为的小恩小惠心存感激,为遭受性侵后不敢反抗、不敢报案埋下伏笔。
(三)农村基层组织职能弱化,家庭监护缺失下的社会监护缺位。
一是受经济、文化水平等因素限制,作为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尚未发育完善,自我管理能力偏低,其对农村日常事务的管理职能无法充分延伸到每一个农村成员家庭中,未能对辖区内的未成年人进行有效的监管和保护。
二是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纲领性较强,缺乏可操作性的配套机制,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共青团、妇联、教育机构等负有未成年人保护责任的社会组织和团体的地位、职责和任务不明晰,导致当家庭监护缺失、未成年人陷于困境时,社会监护未能及时补缺。受财政和人力的限制,基层社会组织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往往自行探索或流于形式,局限于倡导性、宣传性的简单举措,在发挥保护作用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所欠缺,未能形成社会保护的合力。
三、对策建议
(一)在农村基层深入开展普法、“普性”宣传教育,务求实效。
一是明确部门责任,健全普法体制,丰富宣传形式,杜绝普法“死角”,营造明法、守法、敬法的农村法治环境。农村普法工作仍然任重道远。第一,乡镇党委、政府应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制定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考核制度,整合资源,组织协调司法、行政部门和基层自治机构、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力量投入到普法宣传教育中去。第二,普法主管部门应选择农村群众易接受、符合农民心理特点的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在流动人口多的村域,注重覆盖社会闲散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外出务工人员等重点人群,最大限度地杜绝普法盲区。第三,应加强对村级普法员的选聘、培训等工作,选聘法律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到普法队伍中去。第四,司法机关应主动深入基层,充分发挥“法制村长”、“法制校长”的平台作用,及时为农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二是以学校教育为主,家庭教育为辅,妇联、计生、共青团等组织通力协作,构建和谐运转的农村未成年人性教育体系。首先,由于部分农村家长自身文化修养和教育理念的缺失,中、小学校乃至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应承担起性知识普及和性心理、性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将性教育课程纳入正规教育体制中,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特征,编写适合农村地区的性教育教材,在幼儿期和童年期注重性生理知识的初步普及,在青少年期注重性道德、性安全和婚恋意识的引导,将预防性侵害的内容贯穿教育始终。其次,因性问题本身具有个体性和隐秘性,父母作为子女天然的“老师”,应扮演好社会和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及时关注子女的生理变化、异性交往等情况,与子女进行真诚沟通。最后,相关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应建立健全立体教育模式,人口学校、计生保健服务站、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场所应提供生殖健康、性知识宣传读物,充分利用大众媒体和网络资源,将抽象的性道德观念通过生动直观的形式广为传播,引导农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树立对性问题的正确看法和态度。
(二)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构建家庭监护缺位下的社会代位监护联动机制。
一是任何政府部门及派出机构、基层自治机构和负有未成年人保护责任的社会组织,发现可能有未成年人被犯罪行为侵害或者接报相关线索的,都应当及时采取告知司法机关、保护被害人、保护现场等紧急措施,必要时,应当通报有关部门对被害人予以临时安置、救助,使侵害未成年人的罪行在第一时间内能够被发现和制止,避免给未成年被害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二是司法机关、政府部门、共青团、妇联、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社区和村级基层自治机构应联动合作,搭建未成年人社会化监护平台。第一,采取积极的事前干预措施,有条件的地区可在社区、村、居委会建立家庭指导站,由专业社会工作者提供家庭监护教育服务,努力提高家庭的婚姻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帮助父母提高监护能力。同时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对存在监护缺失风险的未成年人尝试采取全寄宿管理方式。第二,对因家庭贫困、教育失当、监护缺失等原因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进行排查摸底和定期走访,对问题家庭进行实时监控,对于重组家庭、留守家庭的未成年子女应给予适度的特别关注,对于遭遇侵害的家庭和未成年人畅通其维权、调解、救济、社会保障渠道,对需帮扶的家庭提供社会救助和法律援助,对于已经出现异常心理或行为的未成年人及时给予治疗和矫正。
(三)为性侵案件中特殊被害人提供全方位救助。
一是对于因监护人性侵被监护人导致丧失监护资格的,向相关部门提出建议,由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员、父母单位、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基层自治组织或者民政部门及时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避免处境困难的未成年人无法得到监护权人及时、有效的保护。
二是协调建立被害人救助基金,为受害女童身体康复、治疗和维持应有的生活、教育水平提供物质和资金支持。对受害儿童来自贫困家庭,或是监护人获刑导致受害女童家庭失去经济收入来源的情形,司法机关会同有关部门优先考虑给予司法救助,同时积极协调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未成年人福利慈善机构参与救助工作。
三是协调建立特殊刑事被害人心理疏导机制,为性侵案件中的未成年人聘请心理专家,提供无偿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女童遭遇性侵时处于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受害后的负面情绪如果没有得到疏导,将长期困扰女童一生。专业心理人员的介入可以帮助未成年人缓解心理压力,平复心理创伤,树立自爱自强的正确贞操观念,逐步走出人生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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